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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『民不可自治,若民可自治,则庙堂何之?』郑玄皱着眉头,挥动着手臂,强调语气,『庙堂治民,修路架桥,通渠开矿,皆需调度,岂可由民自处?若民以自治,必仅为耕织也!其郡犹能焉?其国可强乎?无庙堂之法,定无百姓之善也!』

    『黄老之说,以民自为,以期大治,此乃谬也!大谬也!』郑玄非常严肃的说道,『民之自为,皆出于私也!奈何天下之大公,必损小私是也!如战场之大胜,必有兵卒之伤亡,若以私论,民惧伤亡而不进,恐妻子之无养,如何可胜之?』

    『徭役,税赋,征战等等,何有百姓可为之?』郑玄继续说道,『上古之民一日所得,与今可比乎?何也?朝堂固有其弊,然不可因噎废食!道法自然不假,然民自治则不可!』

    郑玄说得很严肃,很认真。

    他不是愤怒,也不是狡辩,而是真的在和司马徽在探讨。

    因为他就是这么认为。

    郑玄在早期的学术思想当中,他认为是存在天神的,也认可天子一说。这一点在他还没来长安之前对于《尚书》的注解之中可以见其一斑。而且郑玄还认为五行当有五材,然后有日月五星什么的,然后因为什么政道不通则神怒,神怒则五材失其用,不得用则逆人心,人心逆则为祸乱……

    很显然,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通顺,但是并不合理的逻辑。

    对于这个逻辑的错误之处,后世里面怕是小学生都能指出来,但是对于汉代的人来说,却很有市场,因为这种天人感应的学说,已经用了三四百年了。想想看后世学阀才用多少年就已经是盘踞着学院顶级的位置,掌控着喉舌,勾结一气排挤旁人,公然造假相互炒作,然后掌控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汉代儒家子弟应该是什么样子?

    汉代的这种天人感应,原本只是宣扬君权神授,神化皇帝,如果君主的行为符合天神的意志,就会由上天降下种种嘉瑞、符瑞以示隆兴,反之,若君主过失,上天则会降下种种灾异以示警告。由此进一步推论,所有人的生死、贵贱、贫富、祸福都是由天命决定的,所以应该恭顺天命,服从封建统治。

    这其实就已经是有些走回头路了。

    刘邦好不容易将权柄从血统『高贵』的旧贵族里面抢过来,结果他孙子又搞了一个天人感应,然后一步步的又还了回去……

    但是在郑玄到了长安之后,他因为正经正解的争论和辩解,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一些经文的注释,开始从原始的天人感应理论当中摆脱出来,逐渐的从唯心走向唯物。

    郑玄渐渐的开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,表示只要按照有序的安排,按照客观规律行事,那么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,并且不再特别强调那些什么祥瑞之事。

    这样的转变,是因为郑玄的政治立场的变化。

    郑玄原先在政治立场上,是偏向于保守和正统的,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,符合天意的,因而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,反对地方割据势力,所以郑玄当时非常厌恶袁绍,也不喜欢曹操。

    不过现在,郑玄虽然同样也反对地方割据势力,但是他同样也意识到,并非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都是残害百姓的,都是乱世的祸根……

    尤其是斐潜在取得了关中稳定之后,并没有大举进攻山东,而是依旧对天子表示遵从,虽然郑玄也明白这只是表面上的遵从,但也足够让郑玄大感欣慰。

    因为郑玄从根本上,还是认同汉室的,他认为作为人臣,至少必须具备三德之一,忠义勇,不可全无,若是全无那就根本不够资格作为一个臣子。所以在郑玄的整体事项理论当中,虽然现在被剔除了谶纬的部分,也不再强调神灵和祥瑞等事,但是在对待君臣关系,治理百姓等制度上,郑玄依旧认为是要严守等级秩序,才可使政治稳定,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

    而对于司马徽来说,他认为斐潜现在做的就很好。

    司马徽认可的政治制度和郑玄完全不同。

    简单来说,司马徽认为朝堂距离地方太远了,朝堂的责任是只需要管理好各地大员即可,但是不应该制定一些没卵用的政策去捆绑各州郡的手脚。

    而且从某个角度上来说,汉代的朝堂么,也确实做得不怎么样……

    『庙堂……好好,既然郑公说庙堂,那就说庙堂……』司马徽捋着胡须说道,『昔日孝顺帝崩,冲帝始在襁褓,庙堂何为之?求请太后临朝尔,太后又是何为?诏冀与太傅、太尉参录尚书事。冀身居高位,权掌朝堂,却侈暴滋甚。后孝冲帝又崩,冀立质帝。帝少而聪慧,知冀骄横,尝朝群臣,目冀而恶语,然朝堂之内大臣何为之?呵呵,任由跋扈进鸩,帝即日崩。』

    『后孝桓帝即位,亲宦官而远清流,何也?孝质帝前车之鉴也!』司马徽嗤笑道,『倘若孝质之时,有朝堂大臣勇于任事,除暴降恶,岂有后宦官为祸乎?跋扈故然凶残,然宦官可除之,奈何清流不可为?孝桓帝之后,朝争愈烈,各思私欲,难存公心。此等之庙堂,又有何益之?』

    汉质帝最开始的时候还指望着朝臣,他公开表示和梁冀划清界限,当庭叱责梁冀,作为一个被评价为『少而聪慧』的人,当然不可能不清楚和梁冀闹翻脸的后果,所以汉质帝很有可能是明知道这个后果但是依旧去做了。

    那么是谁给汉质帝的勇气?

    肯定不是梁小姐,自然是这个事件背后的蛊惑者,那些朝堂之上自诩清流的大臣。

    这就像是后世那些拿着国家俸禄,享受着高等待遇的公知,在屁股帘子被掀开之后才从叫兽变成钱叫兽,汉质帝一度也非常相信这些朝堂清流,高位大臣,但是这些人最后为了汉质帝做了一些什么?

    这些人在汉质帝生前什么都没做,死后都没做什么。

    汉质帝驾崩之后,在商议新皇帝的人选分成两派,一派是梁冀想立蠡吾侯刘志为帝,另一派是李固、胡广、赵戒及大鸿胪杜乔等等想要立清河王刘蒜为帝。结果是梁冀只是将李固免职了,就轻而易举的立刘志为帝,这就是汉桓帝。

    所以后来汉桓帝根本就不走清流大臣路线了,就像是后世那几个老鼠屎公知将原本好好的一锅粥全数给毁了一样。

    君臣之间失去了信任,还能起什么好的庙堂之用?

    刘志最终是依靠宦官发动政变,诛杀梁冀,并翦除其党羽,随后从桓帝开始,就进入了宦官持政的年代。

    而宦官持政的最终后果,也不必司马徽多说了,就是当下的战乱……

    所以司马徽认为昏庸的朝堂还不如没有,像是斐潜一样的强力且聪慧的地方诸侯,反而比一个昏庸的朝堂要做得更好,长安三辅就是明证。朝堂,或者说天子,当个吉祥物就行了,别瞎指挥。只需要做好制约,就像是各个封国的国相那样,王爷为名,相国为实。

    当然,司马徽所设想的制度,同样也是有问题的……

    『非也!非也!』郑玄摇着头说道,『此乃谬论也。庙堂之乱,乃择臣不良,若是骠骑在堂,可治必多于关中三辅。若轻庙堂,地方则重,久之必乱,便如七国是也。届时天下皆为藩门巨族,法度迷乱,国之不国,天下必覆!』

    『不对,不对!』司马徽也摇着头说道,『老夫所论,乃定后之策也。既定之,当无有战,更无七国之患也。更何况即便是有藩门巨族,宛如莲县蓝田之事,又有何惧之?』

    『谬也,谬也……』

    『错了,错了……』

    两个老人从白天争执到了傍晚,然后两个人才算是停了下来,默默的喝水吃饭,都在思考着对方的言辞,都在想着自己的论点,然后分头睡下,次日清晨洗漱,用过早脯之后,两个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。

    或许是双方都没有办法直接确定庙堂之争的结果,所以两人又很快的绵延到了其他方面的差异争辩上。

    比如律法。

    郑玄表示需要严格律法,更详细,更完备,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律,甚至包括君主。君主更应该带头遵从法律,这样才能保证律法的有效施行。

    司马徽则是觉得要先教育,才推行律法,而且要给人更多的改正机会,要在乡野之中建立起道德的标准,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事情,减少对于地方行政的律法压力。

    郑玄表示要增加律法的宣传,增加律法的官吏数量,这样才有更广泛的公正。

    司马徽则是表示过多的官吏会增加民众的负担,要减少律法的宣传,因为律法是最低的底线,整天宣传底线有什么可光荣的?所以需要的是增加道德方面的引导,这样才能提升民众的水准。

    郑玄说法律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重要方法,一个好的律法可以引导人更加趋于善良而惧怕为恶;但是司马徽却觉得既然人跟人之间容易产生矛盾,就应该直接解决矛盾的根源,而去加强律法只是治标不治本,会越发的引导民众去看律法有没有漏洞可钻……

    于是两个人就产生剧烈的争吵。

    郑玄是有些偏向于愚忠派。

    在郑玄的观念当中,臣子必须向君主尽忠,无论君主的好坏。

    而司马徽则是相对派。

    司马徽的观念其实有些像后世之人,老板给多少薪水,决定了忠诚度是多少。

    其实儒家对于君臣的观念,尤其在春秋战国之时,并没有所谓绝对效忠与服从,而是强调君臣各有义务,得相互尊重。『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』,君若不尊重臣,则臣大可不必效忠于君,君主虽然尊贵,却必须接受约束。如果君主的行事违背约束,臣也可以解除君臣关系,违背自己的君王。

    而随后的孟子荀子这些人更加极端,尤其是孟子,直接就说出了君王不把你当人看,你就拿他当仇人来看这样的话,荀子也是说出君臣各自有不同的职责,无论是谁,都是非常重要的,都要尽到自己的职责这样论点。

    所以春秋战国的儒生,可真不是逆来顺受的,若是君主违背承诺,或是做出了什么恶事,儒生轻者骂,重者拔刀相向的都有。

    至于完全服从于君主,那是法家的事情。

    所以很多人说董仲舒是个文贼,大体就是因为此事,因为他不仅是偷东西,将法家阴阳家的据为己有,而且还将原本儒生的硬骨头给丢了,剩下一身的贼气。

    汉代是血性的儒生最后的荣光,唐代之后基本上文武就分开了,便是剩下一些拿着扇子,在酒楼里抱着歌姬唱歌的所谓『风流才子』,到了怂宋之时,更是出现了一些毫无节操,谁的拳头大,他们就给谁跪下,甚至还拉扯着旁人一起跪的『识大体顺大势』的儒生。

    因此大体上来说,郑玄是属于汉代受到董仲舒影响之后的君臣观念,而司马徽还保持着汉初,或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忠诚定义。

    就是在郑玄和司马徽争论君臣忠诚相关问题的时候,斐潜来了。

    第一天两个人在争辩的时候,不管是司马家的人还是郑玄的弟子,都没有太在意,毕竟学术争辩是常有的事情,在青龙寺之处,那一天没有争论,脸红脖子粗的无法用语言说服便是采用物理说服的都有。

    但是随着两个人争辩的深入,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,便是惊动了斐潜。

    斐潜到来的时候,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。

    郑玄和司马徽似乎都看见了斐潜,又像是都没有看见。两个老人引经据典,驳斥着对方的论点,阐述着自身的观念……

    『二公所言所论,可有记下?可有疏漏?』斐潜对着国渊问道,『饮水呢?食物可有备齐?医师准备了没有?』

    国渊头上有细微的冒汗,『今日之论大部分都已经记下,但昨日之论未有记录……食物饮水,庄中皆有,但是医师……』

    国渊颇为恐惧。

    但他不是害怕面对斐潜。

    国渊作为郑玄的弟子,他也没想到事情演变成当下局面。

    郑玄和司马徽的理念分歧,不仅仅是古文今文一字之别而已,更多的是在具体执政的事项上,包括律法,制度等等方面的差异,之前的正经之论的时候,他们两个人对于选取什么经文也是有分歧的,但是分歧还不是很明显,毕竟重要的经文就是那几部,从春秋战国传下来,有脉络可以追寻。

    但是到了当下的正解之时,这分歧就自然是大了……

    同一个经文上的文字,不同的句读都有不同的理解,更何况像是郑玄司马徽这样可以说是学派之间的理念分歧,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    国渊一开始的时候,只想着借司马徽的力量将郑玄从闭关当中请出来,但是他没有想到请出来之后却陷入了更麻烦的境地。

    郑玄年龄大了,身体衰弱,这是所有人知道的事情,虽然有长安百医馆,但是百医馆也无法抵挡时间的侵蚀,肉体的衰老是不可逆的,所以国渊害怕郑玄在闭关之中出什么问题。

    可是现在国渊意识到,出关了之后更有问题,因为这么高强度的争论,剧烈的脑力风暴,别说是老人,就算是年轻人都未必能够坚持下来……

    万一,如果万一,国渊不敢想,所以他很恐惧。

    看着国渊,斐潜确实有些恼怒。

    斐潜吸了一口气,摆摆手,让国渊再去堂下负责记录,其他事情就不用管了。

    『派个人,速去百医馆,看看华医师在不在,请他来一趟,若是华佗不在,那就先让张医师前来……』斐潜一边翻看着国渊的记录,一边吩咐道。

    这事情确实有些出乎斐潜的预料。不过事已至此,强行将两个老人打断,也未必是一件好事。

    斐潜原本的想法,是通过青龙寺大论当中,一点点的进行辩论,然后确定下来谁输谁赢,谁的观念更符合社会需求,但是原来作为黄老的代言人庞山民,却因为庞德公急急赶回去了。

    庞统也很快就会悄悄离开,即便是庞统不离开,作为斐潜手下的重要谋臣,庞统也并不适合亲自下场参赛,这会让其他的人认为斐潜在青龙寺又做平台又当裁判还下场当球员……

    所以等于是在黄老学派这一方面上,只剩下了司马徽。

    或许是因为原本可以出面维护黄老的人选走了,或许是因为庞德公的消息也让司马徽觉得紧迫了,或许是什么其他的原因,反正这两个老人都觉得长痛不如短痛……嗯,反正差不多是这个意思,于是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,开始短兵相接。

    斐潜很快的将两个人争辩的记录看了一遍,然后将朝堂和地方的言论抽了出来,说道:『将涉及天子,朝堂等论按下不表,其余所论,抄撰一份,传于青龙寺祢正平处,令其宣讲。』

    祢衡是个大喇叭,先天带有聚拢的效应,所以通过他便会很快的将两个人争论的内容散播出去,这样一来,在青龙寺之中那些还在扣字眼的人,就会被吸引,然后分流,最终产生更大更多的辩论……

    『其外,增加青龙寺巡丁,兵卒数目,』斐潜继续吩咐道,『加强在长安三辅各地巡查……还有,让书坊先准备纸张凋版,随时刻板开印……』

    斐潜微微叹口气,要是在后世,这少说也要搞些现场直播什么的,但是现在也只能是将就了。

    现在最担心的,就是两个老人的身体了,尤其是郑玄。

    青龙寺正解大论,经过漫长的积累,最终到了最为凶残的阶段,希望两个老人能撑得住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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